2018年4月14日-2018年4月20日焦炭价格指数（CSPI）发布

缓解土地高价，除了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增加有效供给之外，还要管住货币这个闸门。

而2012年在我国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居住服务比重为8.9%，交通通信服务比重为14.7%，文教娱乐服务比重为12.2%，医疗保健服务比重为6.4%，四项服务合计占比42.2%。美国服务消费在1950年到2012年间增长97倍，其中医疗、金融保险、非营利机构服务、娱乐分别增长284倍、148倍、121倍、114倍，增速高于服务平均水平。

报告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区别情况，分类推进。再次是提出了三项政策的协调组合，即宏观、微观、社会三项政策的协调组合。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新阶段，增长速度出现换挡期。  形成了宏观调控的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对国家宏观调控基本上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新思路：首先是确立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受周期性特征和结构问题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难以显著改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提供了发展思路的依据。服务消费成为美国个人消费结构的支柱，与美国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这一基本产业现象相匹配。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购买以前年度生产的产品，而资本形成总额却不包括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在以前年度已经计入当年的GDP。

凯恩斯认为，股市的暴涨 会带来实体经济的萧条。目前我国的政策基调就是7-8%的经济增长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有显著提高。我国局部地区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如，鄂尔多斯和温州，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给当地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过去三十多年效率提高贡献了3%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很大的贡献。虛似经济过份繁荣最终损害实体经济的典型案例是鄂尔多斯和温州。

如果说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建设用地不能对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有所作用的话，那么全国5万个城中村却是实实在在的潜力。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来已久，每次我国经济出现波动时，这种议论就多了起来。目前我国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之后可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的水平，所以仍然有20年较快发展的可能性。最乐观的看法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

两者之间区别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包括规模以下投资，而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规模以下投资，这个规模标准有一个变化过程，从早期的5万元到后来的50万元和最近的500万元，但无论如何，规模以下投资占很小的比例，这个因素不会造成两者之间的巨大差额。鄂尔多斯以资源产品起步，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气，称之为羊煤土气，而温州以小商品制造而闻名，如果没有虚似经济的干扰，两地经济不会陷入目前这种困境。总之，从要素投入和效率提高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再加上我国的储蓄率比较高，一直维持在35%以上，再加上外资引入，投资率一直很高。

而从2003年开始数据发生变化，从2003年两者差距很小一直发展到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资本形成总额大出30%以上。在房地产热出现之前土地交易金额占很小比重，加上购买以前年度产品的比重更小，所以一般表现为资本形成总额略大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所以，7-8%的经济增长率也是比较适宜的增长率。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将极大地损害实体经济。

用公式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下投资额+无形资产投资额-购买以前年度产品额-土地交易金额=资本形成总额。因此，这些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中国经济崩溃论的依据不外乎一下几点：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三十多年，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经济快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三十年的，不管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没有超过三十年的跨速增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已近尾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是非常相近的概念，在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差额很小。第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土地交易金额，而资本形成总额却剔除了土地交易部分，因为土地不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土地交易不能形成GDP。有关研究表明，就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来说，70%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的，另外30%是靠效率的提高。

进入本世纪以后储蓄率逐年提高，从2007年开始超过50%，如2007年的储蓄率为50.4%，2012年的储蓄率为50.5%。首先从资本供给来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从1978年到2000年，储蓄率一直维持在38%左右，具体来看，1978年、1990年和2000年的储蓄率分别为37.9%、37.5%和37.7%。

最乐观的看法是，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只是周期性现象，经过短暂的低增长之后，还会出现高增长。一般而言服务业比制造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是好的变化。

两个案例有共同的规律：起点都是实体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资金的聚集，而资金的聚集启动了房地产市场，由于虚似经济自我强化的特点，房地产价格出现暴涨，其后果是一方面推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如土地成本、房租成本和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将实体经济的资金抽干，流向房地产，导致实体经济萎缩，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向房地产，最后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而破裂，虚似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双出现萧条。第三种观点，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从10%一线下降到7-8%左右，并能较长时间维持这个增长率。

从创新和技术进步角度看，我国处于后发国家地位，前面有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产业可以学习。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制度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来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这个周期大致是10年。2000年以前的数据基本如此，因此在此省略。

第四，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大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很少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此推断中国也会止步于中等收入，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储蓄率仍然超过40%，接近50%，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自从2003年房地产热以来，越来越多的资金沉淀在土地上，不能有效转化为资本形成，严重消耗了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为什么说是意外之喜？因为从国际上看，8%以上的高增长维持20多年的只有东亚几个国家，如，日本的50年代至70年代，韩国的60年代至80年代，都是20多年，维持30多年的确实只有中国一例。

在悲观论和乐观伦之间还有一种中庸的看法，就是接近10%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7-8%的中速发展还可以持续10至20年。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年缩小，通过后发优势提高技术水平的速度会有所减慢，但仍有学习的余地。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20多年高增长后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内储蓄率下降。三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奥尔森增长。新增就业对GDP弹性系数的变化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从效率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斯密增长。

三、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的主要风险尽管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潜在的风险也不能忽视，现在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经济虚拟化或地产化。我国的各种体制改革还在继续，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的余地也还很大。

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从两个方面论证：针对乐观论，主要从环境资源约束以及城市的承载力等方面看，继续维持10%左右的高增长一是不可能，二是有害。除了要素投入外，效率提高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现在这个弹性系数增加了，新增1000就业不需要10%的增长率，而只需要7%的增长率。这一部分所占比重更小。